作為精神家園的《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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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分類:紅樓夢讀后感

在持續不衰的“紅樓熱”中,核心應當是對《紅樓夢》原著的閱讀和深度閱讀,讀者和研究者早已意識到小說超越了社會揭露和道德譴責的層面而進入到了哲理性的審美境界,它遠遠不止是社會性悲劇而是精神性悲劇。如果說《水滸》是平民文學,倡揚“路見不平一聲吼”的俠義之舉,希冀“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理想境地,那么這種平民文化首先關心的不是人的精神出路,而是人在現世間的出路,痛苦的根源是物質的匱乏、權力和財富的缺失。而《紅樓夢》則大不相同,甚至相反,痛苦不是由于物質匱乏,而是由于饜足,即所謂飫甘饜肥、錦衣紈绔,一切物質的富足似乎都沒有了意義。這是一種貴族文化,產生在貴族人生體驗的背景上,準確地說產生在貴族階級當中那些感覺敏銳、耽于思索者的人生體驗的基礎上。佛家文化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出身顯貴,就是在這樣一種生活基礎上仍然感到痛苦的人,當他思考人間痛苦的原因時,就不會認為是由于物質匱乏,而感到物質世界就是痛苦之源,人要擺脫痛苦就要從外在的物質世界超越出來,實現內心的精神升華。《紅樓夢》的作者當然不是釋迦,但在感受世界的貴族生活背景上,有某種相通之處,它造就了這部作品所關注的遠遠不止是人的物質生活狀況,而首先是精神生活狀況,是人生的感受、人性的內涵、生命的意義等等超出故事層面的東西。

這恐怕就是這部描寫過去時代生活的作品之所以能夠被現代人珍愛以至視作精神家園的緣由。所謂精神家園,其涵義之一是使人的精神有所慰藉、有所皈依、有所歸屬。

作為《紅樓夢》的讀者,恐怕很少有人擁有書中描寫的那種生活,也就是大多數人不曾經歷過這一切,然而這并不妨礙人們閱讀作品時油然而生的一種親切感、認同感,就如寶黛初會時感到似曾相識、故友重逢一般。這里不是指對故事的熟悉,而是指透過故事所傳達的人生感受的切己和普泛。也就是說對書中的人物和事件,不管你愛也罷、恨也罷,褒也罷、貶也罷,那種生存狀態尤其是精神狀態常常和現代人相通。

富貴和閑暇是難得而令人艷羨的,然而“富貴閑人”賈寶玉并不因此而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靈的自由。他甚至曾感嘆自己一無所有。二十六回寫薛蟠過生日誠邀寶玉,戲問送何壽禮,寶玉道:“我可有什么可送的?若論銀錢吃的穿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我寫一張字,畫一張畫,才算是我的。”四十七回對柳湘蓮說得更明白,“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可見“富貴”對賈寶玉沒有意義,只不過使他的被“圈”被“攔”以一種關愛呵護的形式實現,成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尋常的出門串親戚,就要有十個以上的仆從隨圍。試看五十二回寫寶玉往舅舅那里去,“奶兄李貴和王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個人,帶著茗煙、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廝,背著衣包,抱著坐褥,籠著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嬤嬤又吩咐了他六人一些話,六個人忙答應了幾個‘是',忙捧鞭墜鐙。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和王榮籠著嚼環,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后。”未出角門,見一個小廝帶著二三十個作粗活的進來,“見了寶玉,都順墻垂手立住”,獨那為首的小打千兒請安,靜候寶玉過去。出了角門,“門外又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并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這才各各上馬,前引傍圍的一陣煙去了。”出門如此,在家同樣是前護后隨、珠圍翠繞,夜間睡臥、從不離人,連貼身佩帶的通靈寶玉每晚都由襲人代為包好塞在枕下。對賈寶玉生活全方位的呵護使得他不可能按照個人的意志支配身外的財富和自身的行動,更談不上有任何“隱私權”。他的私訪花家和私祭金釧都只是極其偶然的例外的“地下活動”,屬于“行為偏僻性乖張”的表現,注定要受到世人的誹謗。因而身處繁華熱鬧圍隨護繞之中的賈寶玉,其實是很孤獨的,一種很深沉的精神上的孤獨。

一個人獨處,不一定是孤獨,紛擾之余的獨處默想說不定有精神的豐收。倒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往往會有一種蝕骨銘心的孤獨,那是一種缺乏理解的落漠,難以溝通的荒涼。環顧當今,任何因期望值過高而受寵的孩子、肩負生活重擔的當家人、企業的老總、社會的權要、演藝的明星,以至普通人,都可能有這種孤獨感。現代社會由于生活節奏加快,壓力加大,網絡化、數字化生存使得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往減少,人際關系較過往反而疏離、隔膜,相互溝通和理解變得困難,于是“孤獨感”就日益成為一種現代病。人們很容易對賈寶玉的這種精神狀態感同身受,產生心靈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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