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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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與《儒林外史》在藝術表現上有著意味深長的歧異,比如說在空間維度上,前者寫景多用套語,而后者則多如實描寫;在時間維度上,前者多以節日為情節骨架,而后者則一以平凡時日貫穿;在精神維度上,前者多用詩詞雅化情節中的生活,而后者則干脆避開詩詞出現的可能性。對這些歧異的探討讓我們看到解讀二書意旨需要有不同的立場,《紅樓夢》是一部詩人之作,作者更希望通過詩意化的情感去把握筆下的世界;《儒林外史》則是一部文人之作,作者更愿意用世俗化的眼光去觀察筆下的世界。

《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是章回小說進入清代后可與明代四大奇書比肩的經典。二書的產生都在十八世紀中期:《儒林外史》大概成書于乾隆十四年(1749),比《紅樓夢》第一個較為完整的版本庚辰本(1760)早十一年;而《紅樓夢》的印行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又比《儒林外史》最早的嘉慶八年(1803)本早十二年。二書基本可以看作前后同時。然而,這兩部誕生時間相鄰的杰作藝術面貌上卻大相徑庭。本文希望從三個相互關聯的層面入手,來試探二書解讀路徑的異趨。

一、繪與景——空間維度中的風景

胡適在1941年的一次演講中,稱“《紅樓夢》經常被評價為中國最好的小說”(“A Dream of theRed Chamber”has often been rated as the best Chinese novel.),但對《儒林外史》卻說“我認為在中國所有小說中排名第一”(“The Unauthorized History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is to my mind,the greatest of all Chinese novels.),前者用“been rated”,其實表明了一種保留;后者則用了“to my mind”,是強烈的自我判斷。胡適做出這種高下之分,其邏輯非常復雜,比如對小說文體的理解等等,但從細節來看,兩部作品在空間維度中的風景描寫之不同也是胡適的依據之一。

他在《〈老殘游記〉序》中指出中國古代小說的一大特點:“古來作小說的人在描寫人物的方面還有很肯用氣力的,但描寫風景的能力在舊小說里簡直沒有。”并舉例說明:“《水滸傳》寫宋江在潯陽樓題詩一段要算很能寫人物的了;然而寫江上風景卻只有‘江景非常,觀之不足’八個字。《儒林外史》寫西湖只說‘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樓臺;一處是竹籬茅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是桑麻遍野’。《西游記》與《紅樓夢》描寫風景也都只是用幾句爛調的四字句,全無深刻的描寫。”這些例子幾乎把所有中國古代最好的小說都抹煞了。但在這些批評之后,他又說“只有《儒林外史》第一回里有這么一段”,并評價說“在舊小說里,這樣的風景畫可算是絕無而僅有的了”①,他引的便是《儒林外史》中王冕看荷花那段文字———這曾被選入過小學語文的各類課本之中,估計入選原因也是因其景物描寫的真切吧。

胡適批評《紅樓夢》在風景描寫上都是“爛調”,“全無深刻描寫”,筆者部分同意。而從他的進一步解釋我們也可以明白他為什么如此推崇《儒林外史》這段描寫,用他評價《老殘游記》時的用語就可明白,其區分就在“用套語爛調”還是“做實地的描畫”。在這一點上,我們確實無法為《紅樓夢》辯護,就不提胡適在文章中特地用來做靶子的“第十七回賈政父子們游大觀園”了,我們看一下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紅梅”一節,寫要賞雪,寶玉起床看外面,“竟是一夜大雪,下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般”②,“搓綿扯絮”一詞在《紅樓夢》中已經不太算陳詞濫調了,但仍然不是“實地的描畫”,而更多的還是用“四字句”套語填充。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水滸傳》林沖雪夜上梁山的描寫,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引用了繁、簡二本的細節來對比,其中最關鍵的一句是“那雪正下得緊”③,魯迅在另一篇文章《“大雪紛飛”》中,針對有人以“大雪紛飛”為例提倡文言文的“簡要”,便舉了此例來批駁,他說:“《水滸傳》里的一句‘那雪正下得緊’,就是接近現代的大眾語的說法,比‘大雪紛飛’多兩個字,但那‘神韻’卻好得遠了。”④這里之所以認為后者有神韻,關鍵點就在于前者實在只是套語,后者卻是寫實。就此而論,《紅樓夢》較之《水滸傳》似乎還更近俗套。當然,不得不說,胡適的批評也有不妥之處。可從兩個方面來討論。

一是《紅樓夢》中的風景描寫并不都是陳詞濫調,也有不少比較細致入微的。比如第五十回寫寶玉求來之紅梅:“原來這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旁有一橫枝縱橫而出,約有五六尺長,其間小枝分歧,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676)應該說還算是如實描畫。只是此句之后,作者忽然又加了“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幾個字,一下子又用套語消解了此前的實景。其實,后邊這八個字從景物描繪而言全無意義,因為形容的很籠統,所以若單純從景物描寫的效果上看,這幾個字確屬敗筆。

二是這種描寫不得不說與《紅樓夢》的書寫對象有關,作者的筆墨聚焦于賈府,幾無面向關山塞漠的可能,寧、榮二府與大觀園都是“景奪文章造化功”的作品,也就是說,《紅樓夢》或許正是對寧、榮二府尤其大觀園的“實地的描畫”,只不過因其原型已經被傳統審美經驗籠罩,所以,體現出來的效果便是不能如實描寫的套路化了。

相對來說,《儒林外史》則不然。雖然胡適在這篇文章中對《儒林外史》的夸獎還是有限的,因為他只是為了引出《老殘游記》,不過他對《儒林外史》風景描寫尚有保留的評語卻也成為學界共同接受的看法。如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就說:“自然景物的描寫也舍棄了章回小說長期沿襲的模式化、駢儷化的韻語,運用口語化的散文,對客觀景物作精確的、不落俗套的描寫。”還舉了第三十三回杜少卿憑窗看江時“太陽落了下去,返照照著幾千根桅桿半截通紅”和第四十一回杜少卿留朋友在河房看月時“那新月已從河底下斜掛一鉤,漸漸的照過橋來”的例子⑤,確實均非套語。

其實這樣的例子在《儒林外史》中非常多,就其雅致者而言,如第十一回二婁在楊執中家中看到“一庭月色,照滿書窗,梅花一枝枝如畫在上面相似”,就其親切者而言,如第八回二婁行船“到了一鎮,人家桑蔭里射出燈光來,直到河里”⑥,都可證明胡適的判斷。那么,《紅樓夢》這樣一部被魯迅先生稱為“傳統的寫法都被打破了”的杰作,為什么在風景描寫上沒有像《儒林外史》那樣也打破傳統的寫法呢?

《紅樓夢》第四十回劉姥姥說的話可以作為這一問題恰如其分的回答:“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么得也到畫兒上去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里有這個真地方呢。誰知我今兒進這園里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強十倍。怎么得有人也照著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531)

這句話一方面的確證明了前文為《紅樓夢》所作的辯解,另一方面也讓我們明白,《紅樓夢》風景描寫所體現出來的套路化,其因由并不完全著落在《紅樓夢》文本解讀上,或許還要深入到《紅樓夢》世界建構的那個更深的層面去。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認為,《紅樓夢》的作者為作品設置的藝術世界及其對這一世界的表達,正如劉姥姥所說的畫一樣,都是被傳統藝術經驗洗禮過的,其描繪正是按照繪畫的格局去鋪設的,因此就會舍棄“實地”冗余的信息。所有自然景物在進入繪畫時之所以與照相不同,正在于畫作者對“實地”信息的過濾,這一過濾的標準自然來自傳統的藝術經驗,于是,原本自然的風景或多或少地損失了原本的個性,走向了傾向于傳統藝術經驗的套路,變得“籠統”起來。那么,如果把二書的風景描寫分別比作繪畫與風景照片的話,我們就會發現,《紅樓夢》拋開了照片所能呈現的紛紜復雜,同時也拋開了風景原有的真實;走向繪畫的純凈,同時也滑向風景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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